文：喬．貝斯特（Joel Best） 期待與社會學家 研究人員的期待能影響他們有何發現的可能性，再度提醒我們，批判思考最大的挑戰是質疑我們已經相信的那些想法。

孔子告訴他：「作為管理者，你不需要凡事都親力親為，得想辦法調動他人的積極性，讓別人去做事情。「勞之」就是要讓他們勞作。

」 「人其舍諸」變成了「人其舍之者」。而在本節的對話中，孔子說了一句令後人有爭論的話：「舉爾所知。「勞之」聽起來是指讓民眾有事情可做，讓人民去勞動。管理者想擁有領導力，就要能夠容忍下屬犯錯誤，這樣，下屬在做事情的時候就不會束手束腳。很多管理者幹了大半輩子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主要角色是什麼，反之，他們總是親力親為，跟下屬搶著幹，最後自己累得喘不過氣，結果卻很糟糕。

實際上，孔子給過我們答案，就是「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在現代管理中，公司的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尋找人才，花大量的時間去跟人溝通。作者特別指出，二戰期間日本帝國與東亞各國╱殖民地的關係宛若獅子與羔羊，但由於過去在詮釋戰後東亞史時欠缺獅子方面的證言，使得我們至今未能一窺戰後史的全貌。

為了脫離此一泥淖，國民黨政府就必須「做點什麼」來證明其「追求正義」的決心。顧教授在書中分析，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多有留日背景，且與日本軍官大多相互熟識。然而，將乙丙級戰犯帶上中國的法庭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此，雖然當時國民黨政府內通曉國際法的法學人才有限，但南京方面依然要求美國主導的盟軍總部將乙丙級日本戰犯引渡至中國受審，藉此掌控中國戰區審判的話語權。

如果細讀本書，便不難發現作者能夠獲得此一殊榮的原因。日本帝國海軍與陸軍甚至試圖掩蓋事實，藉此保護自身的利益。

而有別於過往的研究取徑，顧教授從鮮少人關注的乙丙級戰犯審判與日本帝國邊陲的角度，觀察戰後東亞國際秩序的形塑。作者深入分析了台灣人戰後初期在身分認同上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國民黨政府在面對台籍戰犯與漢奸議題時所遭遇到的困境。過往關於日本戰爭責任與戰犯審判的研究，大多偏向從美國的視角來檢視東京大審或是對於「天皇是否須承擔戰爭責任」等議題，在文字上有著激烈的攻防戰。除此之外，台灣籍戰犯的問題也困擾著國民黨政府。

作者在書中牽出三條不同的支線，探討國民黨在審判日本戰犯時所遇到的困難。對國民黨而言，在中國審判乙丙級戰犯不但可以撫平中國人民內心因戰爭所導致的創傷，更重要的是，國民黨政府也可以藉機向國際社會展現其具備運用國際法理審判戰犯的能力，並證明中國於戰後已經躍身先進國家之列。首先，美國對於國民黨政府能否單獨審判日本戰犯抱持懷疑，這使得南京方面在要求盟總引渡日本戰犯時發生了不少困難。這樣的背景加上戰後國共關係迅速惡化，使得國民黨必須與先前的敵人進行「出賣靈魂的交易」，亦即透過減少對日本戰犯的追訴，來對抗另一個更大的敵人——中國共產黨。

相反地，帝國的幽魂卻不斷地在日後東亞歷史發展上遊蕩著。對日本軍方而言，並不認為自己實質上戰敗了，因為在中國大陸的失敗純粹是外部因素所造成，而日本才是這場戰爭真正的受害者。

顧教授的研究興趣為日本近現代史、東亞國際關係史與冷戰史，並著有The Thought War - 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 以及Slurp! A Culinary and Social History of Ramen, Japans Favorite Noodle Soup 等專書。日本帝國的瓦解使其政治疆界也隨之遭到打破，而在帝國的前殖民遂產生了身分認同的問題——台灣即為一個顯著的案例。

本書是他的第三本學術專書，也榮獲二○一六年費正清獎（John K. Fairbank Prize）的肯定這樣也有別的後果，首先就是朝向通俗劇發展的傾向。文：喬．貝斯特（Joel Best） 期待與社會學家 研究人員的期待能影響他們有何發現的可能性，再度提醒我們，批判思考最大的挑戰是質疑我們已經相信的那些想法。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社會學研究的典型狀況，是從研究者對於某個社會歷程或背景環境的興趣開始。因此這些陣營的成員，在大體上意見一致的狀態下，再度肯定了彼此思維的根本正確性。從伊底帕斯到蜘蛛人，英雄並不單純是好的，他們有缺陷，而惡棍有著超過只是本性邪惡的動機。

所有科學家——但社會科學家尤其如此——都需要小心判斷他們自己的主張，標準至少要像他們對付自己不同意的主張那樣嚴格。以特定理論傾向為中心而組織起來的陣營，通常共享的不只是一組概念，還有一種可能強化理論的整體政治觀點。

相對來說，極少人自認為是保守派。在這樣的情況下，研究者需要特別步步為營，總是覺察到他們的期待或許有可能扭曲他們的發現。

這並不表示所有社會學家都跟著相同的節拍起舞。社會學的意識形態同質性，讓這個狀況更是變本加厲。

相對來說，大多數現代戲劇與電影的情節更複雜得多，牽涉到發展更完滿的人物。出現在這些期刊裡的作品，可能看似跟這個學科許多陣營裡的成員無關。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社會學家把自己定位在光譜的自由派／進步派／激進派左側。研究報告反而用上淡定的語言，並且藉著一個可以透過細膩科學探究處理的理論性問題，替整個作品賦予框架。

他們的局內人地位，常常讓他們對自己揭露的事情有共存共榮之心：他們會偏好他們的結果揭露出他們預期發現的事，這既是因為一個人的假說得到確認總是感覺很好，也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應該是正確的結果。這是知性版的團體迷思（groupthink）。

意識形態同質性的複雜之處 這一切因為政治意識形態而變得複雜起來。衝突有更多細膩曲折之處，而且複雜的情節鼓勵觀眾更深思熟慮的反應，所以在戲劇結束以後，觀眾還可以繼續思索這些人物做出的選擇。

數十年來， 平均來說它們的文章引用率，遠遠超過其他社會學期刊上的文章（這指出它們已經影響了其他社會學家的思維）。通俗劇的種種面向，可以幫助我們考量社會學批判思考的某些面向。

雖然社會學理論更複雜些，它們還是常常是圍繞著核心機制或者社會歷程而建立的。在大多數例子裡，他們對於他們想要發現的事情有個想法，也意識到為何這些結果可能很有價值。社會學文章最受推崇的發表地，長期以來都是該學科的兩份主要期刊，《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與《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等同於惡棍角色的東西，可以被指派給某些結構或者歷程，像是父權、宰制、色盲種族主義、或者新自由主義。

共同的期待不鼓勵同陣營的人對彼此的論證做出尖銳的批評。以同樣的方式，圍繞著這種理論觀點而建立的社會學陣營，強調文化或社會結構以特定觀點形塑社會生活的方式（通常做法有傷害性）。

觀眾對惡棍報以噓聲，大喊大叫警告女主角，然後為英雄歡呼。這可以造就出取悅群眾的娛樂。

因此，理性選擇理論強調經過計算的決定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衝突理論則強調菁英如何透過種種形式的宰制維持控制。我們已經提到，當代社會學家相對來說有政治上的同質性。